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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25年內英國或將成歐洲最大經濟體 [打印本頁]

作者: 原文出自於鉅亨網    時間: 2015年04月16 10:10     標題: 25年內英國或將成歐洲最大經濟體

英國知名經濟學家、倫敦市長首席經濟顧問李籟思(Gerard Lyons)日前在倫敦市政府接受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採訪時,提醒中國投資者以更長遠的眼光看待英國經濟前景,以便做出更好的投資判斷。

英國正面臨5月7日大選,還可能要為是否留在歐盟舉行公投。商界人士多半擔心,萬一退出歐盟,會嚴重影響英國的競爭力,包括倫敦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英國前首相貝理雅4月7日出場為工黨領袖拉票時,就批評保守黨黨魁、現任首相卡梅倫就英國是否脫離歐盟舉行公投的承諾將使經濟陷入“混亂”,並可能削弱英國作為“世界強國”的地位。

至少在中國資本的海外投資上,英國體現了“世界強國”的地位。根據榮鼎諮詢(Rhodium Group)的數據,自2000年至今,英國一直都是中國對歐洲投資的第一大目的地國,英國吸引到的中國投資總額達160億美元,遠超被譽為“歐洲經濟發動機”的德國,后者只吸引到84億美元,跟法國(80億美元)相差無幾。

不過,李籟思仍暗示中國人在跟歐洲打交道時,似乎過於看重德國作為歐洲經濟和政治領導者的地位,而對英國作為歐洲金融中心和在歐洲的政治分量認識不夠;尤其是近幾年來,英國的經濟復甦要遠好於其它歐洲國家。

他預測,作為全球最主要的經濟體之一,英國在接下來20-25年裏,人口預計會持續增長,有望超過德國,並帶來人口紅利,“只要我們的生力達到和德國只有較小差距,那麼我認為在接下來的25年裏,英國也許將成為歐洲最大的經濟體。”

李籟思長期在倫敦金融城的國際型銀行擔任高級職位,包括渣打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等,被彭博社評為2011-2012年度全球預測排名第一的經濟學家,他在2012年末離開銀行界,自2013年起擔任倫敦市長約翰遜(Boris Johnson)的首席經濟顧問,就廣泛的經濟和金融問題,以及倫敦如何在不斷變化的全球經濟中保持獨特地位、吸引外來投資和發展經濟提供建議。

“溫網效應”

“對中國公司來,英國確實有很多非常好的投資機會,即使目前不是很多,但是將來英國經濟規模擴大后,一定會有很多。”他補充道。

實際上,過去5年裏,中國投資者在英國的表現已經相當積極,投資總金額平均每年遞增85%。僅在商業房地市場,去年中國投資者就砸下23億美元,幾大保險公司紛紛出資數億英鎊收購辦公大樓。此外,上海綠地集團正在開發兩個價值各6億英鎊的商住地項目,大連萬達集團則斥資7億英鎊興建豪華酒店。

在這些轟動一時的地投資案中,也有個別項目出師未捷。例如中融集團計劃斥資5億英鎊在倫敦東南部重建歷史地標“水晶宮”的項目,就因在長達一年半的排他期限內與地方議會都無法就土地所有權等問題達成一致而流。
另一個前景尚存疑點的項目是總部基地2013年宣佈計劃投資10億英鎊開發東倫敦的皇家阿爾伯特碼頭,將其改造為“亞洲商務港”和倫敦第三個“金融城”的地項目,在簽約近兩年后,該項目於今年初低調易主,並未向外界解釋其中緣由,投資主體已改為中民投,目前項目進展仍缺乏細節。

李籟思稱,他不便對具體的項目置評,但提到倫敦市政府正在投資開發與市中心連接的新交通網絡將於2018年和2021年分別開始投入運行,“這對皇家阿爾伯特碼頭將是一大利好。”。
李籟思認為,中國的投資可以在幫助倫敦保持其全球競爭力,併進一步成為高科技、宜居城市的努力中扮演關鍵角色。

他,中國和全球經濟之間的關係是從過去十年的“中國製造”標籤轉變為這十年的“中國購買”。在這種情況下,重要的是要確保英國在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全球貿易和投資流動趨勢中保持優勢。

英國對商業往來所一貫秉持的開放態度意味,它歡迎來自中國的收購行為,即便英國不再擁有那些品牌。

“在英國這被俗稱‘溫網效應’——就像著名的網球賽事溫布爾登網球公開賽,大多數比賽獲獎者都不是英國人,但英國仍能從主辦比賽中受益,” 李籟思,“只要國際玩家都來倫敦,我們仍保留國際投資的競爭力,因為就業機會仍將在這裏創造。”

未來的機會在亞洲

一些對英投資的先行者已經充分品嘗到受歡迎的滋味,准備再下一城。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最近就透露,他正考慮對英國娛樂業投資10億美元,還考慮收購一個英國足球俱樂部,並已與幾家英超俱樂部洽談收購事宜。他稱讚英國是全球最開放的市場之一,自己去過很多國家考察投資環境,最欣賞的就是英國市場。

上個月英國政府在西方國家中率先申請成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創始成員國,在李籟思看來,這是兩國金融合作的又一個“重要里程碑”。

“我認為世界經濟的發展有四個主要驅動因素:軟實力、地緣政治硬實力、經濟和金融的驅動力以及政策制定機構的驅動力,”他,“英國在軟實力方面已經做得非常好;地緣政治硬實力自然就是聯合國安理會成員;談到經濟和金融的驅動力,我們可以在英國和中國看到很多有利因素;而來自決策機構對於世界經濟發展的驅動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他看來,過去七年的金融危機帶來了從G7到G20的變革,面對巨大壓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不得不承擔起更多責任,包括給予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相匹配的投票權,但這些改變顯然還不夠,亞投行的出現正順應時勢,而英國必須確保在亞投行這個新的政策制定機構佔據有利地位,就如同當初在IMF和世界銀行佔據有利地位一樣。

“亞投行反映出的,不只是政策制定機構在世界範圍內的變化,也反映出未來的機會在亞洲,”他,“亞洲有很高的存款額和很多基礎設施投資機會,因此亞投行必將在未來中國和全球的經濟發展中起到關鍵作用;英國則可提供全球性的標準,來保證其在亞投行的有利地位。”(編輯 李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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